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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在广东:探索中国近代义务教育之路

发布时间:2019-04-14 21:25:01 已有: 人阅读

  广东光复后,省城清朝官吏尽空,党人出掌政权,得以基本按照自己的意志组织军政府,成立临时省议会。孙中山对家乡建设寄予厚望,提出建设模范省计划。党利用原有的组织基础,组建广东支部,控制广东省议会。军政府制定和采取新的政策、措施,革新法政、警政,调整对外政策,解散民军,实行“清乡”,建设各级地方政权;还开始了近代义务教育的早期尝试。

  翻看99年前的旧报纸,在1912年7月1日广州的《民生日报》上,赫然可见“实行强迫教育之先声”的报道,称“现在实行强迫教育主义”,“每警属内,设立简易识字学塾一所”,要求7岁以上、又无力入读初等小学的贫苦子弟报名入塾,有匿名不报者“查出分别罪其父兄”……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研究员近日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表示,广东军政府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强制学龄儿童入学,是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的早期尝试,它荡涤封建习俗,启迪民智、净化民心,开启了近代化的新风气。

  辛亥史记: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学堂和发展教育的告令。他指出:“新造,凡有教育,应予提倡,乃足以于啓文明而速进化。”广东军政府成立后,遵照孙中山的指示,致力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倪俊明:广东军政府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和创新,当时就受到高度评价。当时的报章曾指出“钟荣光自任教育司后,整顿学务,昕夕不遑,固人人所共见”。“即学务言之,方今从事整顿虽成效未著,而规模之宏大,进步之勇猛,隐然具新气象焉”。

  倪俊明:它反映了党人用共和思想建设和发展广东近代新式教育的勇气和决心,对荡涤封建习俗,培养新式人才,传播新思想、新知识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为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教育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辛亥史记:广东军政府确立仿照欧美的先进教育体制:“一意施行国教育”,学风取美国,学制取法国。整顿组织机构:在广州和全省94县分别成立督学局,与教育司直接联系,管理本地区学校,并撤换一批思想守旧和不称职的校长,制定新校规以树立新的校风和学风。广兴学校:特别推行学龄儿童强制入学与男女同校制度,恢复停办的私立小学。到1912年12月,广东高等学校,公立者一所,各种专门学校私立者甚盛,达十余所,其中以医学、法政最多。省立中学12所、县立中学14所,小学更骤增至3000所,学生达11.1万人。随后又有添设。

  羊城晚报:军政府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强制学龄儿童入学,这是否是中国义务教育的开端?对后世教育的影响如何?

  倪俊明:广东军政府推行义务教育措施,还谈不上是中国义务教育的开端。关于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的起源,学术界有1902年、1904年、1906-1907年和1911年等多种说法,总之,清末清政府已开始推行义务教育。辛亥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壬子学制”,再次强调规定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因此,广东军政府按照南京临时政府的指示,积极推行的免费义务教育、强制学龄儿童入学制度,并取得良好的成效,可视为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的早期尝试,也为以后广东义务教育的进一步实施,打下了基础。

  辛亥史记:广东军政府加强师范教育、女子教育、社会教育和留学教育。教育司除维持原有师范学校外,还规定全省每县增设女子师范一所,在14个学区内增设普通师范学校四所,并在每学区添设1-2个中学师范班。女子教育在辛亥后也有长足发展。1912年,香山、番禺、顺德、永安、澄海、梅县、开平等县新办女子师范学校、小学初等高等女学和女子职业学校等12所。军政府厅还在广州创办女子和孤儿,收养数百名不堪的婢女、侍妾、童养媳、幼妓、孤儿和被拐儿童,分班受教习艺。为补充正规教育的不足,教育司还“大行社会教育”,规定各县督学局应附设一所宣讲所。此外,还广设阅书报处和体育会、音乐会、改良风俗会等。

  羊城晚报:军政府推行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以及移风易俗的措施,对当时的社会带来什么影响?风俗又有哪些改良?

  倪俊明:广东军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推动社会风俗的改良。除下令严禁鸦片、禁止、取缔娼妓、解救奴婢外,还禁用宣扬封建迷信的旧通书,颁行通用阳历的“同俗历书”;通令学校改用阳历和取消传统节日休假;组织维持风俗会以销毁画,组织婚姻劝导改良会以倡导自由恋爱与文明结婚。

  倪俊明:这些举措对启迪民智,净化民心,提高民众的文化道德素质,推动社会风气的进步,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辛亥史记:广东军政府的机构设置,既采用外国新制,又继承传统建制的优点,具有开拓性意义。人员构成上,各部门负责人多为留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兼同盟会会员,使军政府的实权控制在派手中。在具体政策措施上,广东军政府革新司法制度和警政,很多方面是前无古人的尝试,并且开全国风气之先,为后来司法、制度改革所吸纳。但由于军政府刚刚成立,有些方面显得急于求成,不够成熟,甚至与共和制度背道而驰。

  羊城晚报:作为辛亥的成果,广东军政府存在了21个月,存在期间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模式,许多做法创新,闪耀着的光芒,历史上如何评价广东军政府?

  倪俊明:广东军政府所实施的各项措施,充分体现了党人对共和制度的追求。胡汉民、陈炯明、朱执信、廖仲恺等人为实现孙中山把广东建成“模范省”的愿望,作了最大的努力。虽然限于客观条件,有些举措未能实施或实施不彻底,但其积极作用还是显著的。当时广州的报章曾评论说:省垣近状———无论是军政、警政,还是民政、教育,皆“具有新气象焉。尤可征者,则司长各官,一洗从前习惯,不论精神,只论形式,已非他省所能及。”教育司长钟荣光也指出:军政府在办事效率等方面“近胜于前清,或更优于他省”。

  广东“独立”之初,省城“各界代表大会”部分代行立法监督机关的职能。但该会为耆绅巨商所左右,与军政府多有分歧。为改变这种局面,军政府决定成立临时省议会。1911年12月8日,都督胡汉民颁布《临时省议会选举法》。规定:凡年满21周岁,有广东籍或本国人在广东居住满5年以上,秉性良好,不担任军、警公职,并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皆有被选举权:以文字形式反对或,吸食鸦片,从事不正当营业(如烟馆、赌馆、妓馆等),患有精神病,不识字义等。议员定额120名,其中同盟会20名,省城商界17名,学院教师6名,华侨2名,女界10名,工团5名,其他社团20名,其余为各地区代表。专门规定了华侨、工团、学界议员的名额,这在其他省并不多见。女同盟会会员邓蕙芳等10名妇女当选代议士,“而议员有女子,乃为亚洲所创见”。

  厅长陈景华上任伊始,广州城内治安状况极为严重。各地民军蜂拥入城,山头林立,桀骜不驯。城内劫杀事件平均每天多达20余起。

  在胡汉民、陈炯明等人的支持下,陈景华采用“乱世用重典”的方法,实行严厉。他专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游击队,分三个中队,每个中队100人,施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配备精良的器械,专门用来侦探、检查、缉捕作乱的民军,配合陈炯明解散民军的工作。如对专事抢劫暗杀、以党自居的“百二友”匪徒,厅限期严拿,要求各警署“加派巡查长,会同本厅侦探游击队,无分日夜,随时严密查拿解厅。限十日内,一律缉拿殆尽”。

  厅的严厉政策,使省城治安得以好转。但厅作为行政机关,在处理人犯时,经常不经司法机关的审判,擅自判刑定罪,并由厅直接执行,缺乏制约与监督,与共和制度背道而驰。尤其是宣布死刑罪状,不列举具体犯罪事实,笼统地冠以“无恶不作”的罪名,在短时间内予以枪决,不给犯人上诉等权利,草菅人命。厅在1912年5月4日至17日不到半个月时间内,就枪毙79人。陈景华因此得了个“滥杀”的罪名。为此临时省议会向都督胡汉民陈景华杀人过多,但在胡汉民的保护下,陈景华安然无恙。

  城墙是传统封建城市最明显的象征,也是划分古代城市与近代城市的界线。近代以来,随着广州社会经济、军事的发展,人口聚集以及城市内部商业的繁荣,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日渐消失,而对城内外交通联系和市政设施发展的障碍却日渐明显。因此,拆除城墙是军政府建设近代广州所关注的一个重点。1912年1月中旬陈炯明出任都督后,即发布拆除省垣城墙的公告。3月,开始拆卸大北门附近城墙,开民初广州拆城筑路之先声。

  与此同时,陈炯明还督令工务局对广州城进行初步规划,“西关地方拟改作商场,现有之住家一律迁入城内。其城内布置,首先改良旗界,并将惠爱街、双门底两处辟作十字大马路,贯通全城四面。路阔百二英尺,其双门底之拱北楼设法保全。观音山或为公园,或为藏书楼、大学堂等用”,并派员“四处测量”,“绘图注说”。

  此外,军政府还十分重视城市街道景观的美化和统一,并将之法规化。1912年,广东省会厅颁布了《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规则》,骑楼街道被视为城市马路近代化的理想方案。广东军政府的开拓之功,对上世纪20年代初广州大规模的市政建设的开展甚具影响。(夏杨、倪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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