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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热恋:爱情敌不过距离的时代过去了

发布时间:2019-04-14 23:35:05 已有: 人阅读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1944年生于斯武普斯克,曾在弗莱堡和慕尼黑学习过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学。目前在慕尼黑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社会学。

  伊丽莎白·贝克 Elisabeth Beck-Gernsheim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她主要研究社会变化产生的问题与家庭在社会中角色的变化。

  全球化必然会造成家庭与情感的剧烈转变,于是作者大胆地提出了“全球家庭”的概念,来涵盖如今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跨越遥远距离和文化鸿沟的动人故事。

  生殖技术让男女的生殖细胞开始了全世界的旅行,而印度成了世界中心,这让我们的性和生殖也割裂了吗?

  本书从社会学、学、女性主义和全球化的几个视角讨论了上面所有令人震撼的问题,让那些遥远的世界如此近切地来到我们眼前,激发我们更负责任地思考这个星球的未来。

  “爱情敌不过距离。”德国作家埃里希·卡斯特纳这样写道(1936,85页)。他这种悲观的断言是否正确呢?爱情究竟能逾越多远的距离?而维持怎样的距离又能为爱情保鲜?爱情的本性,例如爱情的形态、亮点和吸引力又会因距离的拉长产生怎样的改变?异地恋是否是被冲淡的恋情,是爱情的残羹剩饭,象征着爱情的终结?异地恋是抹杀还是滋养了本地恋?答案自然多种多样,一种说法是这样的:

  早期那些不顾地位与阶层的差距,敢于挣脱世俗的桎梏、大胆追求爱情的情侣感觉自己是自由的、解放的(这点从众多浪漫主义爱情的小说、喜剧和通信作品中便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如今人们对于爱情的期望似乎插上了翅膀:现在的情侣们希望从任何形式的束缚中独立出来,不再需要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或者共同的国籍。如此看来异地恋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浪漫的升华,大幅度地摆脱了社会和文化的束缚,具体表现为不受国度、人种和地理距离的影响。

  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上述情况早已出现。欧洲的贵族和富有的市民阶层中早已出现“异地恋”和“世界家庭”的雏形,只是直到21世纪初这类模式才被正式命名,并且被化和大众化。在同一民族内部建立小家庭的所谓“永恒模式”事实上也不过维持了短短数十年: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工业国家发生的和妇女解放运动彻底打破了这种对于“永恒”的幻想。他们不仅质疑小家庭模式,而且也不满这种模式所蕴含的男女生来不平等的假定(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1990)。21世纪初的今天,普通家庭模式依然被不断打破,还有了新的突破。现在连延伸到私人空间的民族国家秩序模式也受到了爱情自由观的挑战。“爱你们的敌人!”这句出自《圣经》的经典话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披上了世俗化、私人化乃至情欲和的外衣。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探究当爱情遇到距离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恋人们是否有足够勇气、甚至能不顾一切地跨越任何距离,冲破民族国界的界限。下面我们将列举两个不同性质的案例,一个是跨地域恋,另一个是跨文化恋。

  现今人们择偶的重要标志是选择范围被最大限度地拓宽了:一个曾经遍布爱情界限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爱情可能的世界。起先,社会各阶层的边界以及对此的控制逐渐淡化。以前人们在择偶时必须听从家族的意志,确保门当户对。现今,尽管家族的干涉从未绝迹,但其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以前被家里聘来监督指导女孩言行举止的礼仪教师也已经消失不见。所谓进入上流社会的规则发生了革新,人们不会再因出身而被排除在名流的宾客名单以外。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下(比如,工作场所,社团协会,健身俱乐部等等),不同社会阶层的融合愈加明显。

  地域的隔阂也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以前一座高山或一片峡谷就会让两个相邻的村子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如今整个世界就好像在同一屋檐下。外语学习,外派出差,在地区间甚至国家间的穿梭早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人际交往的范围扩大了,于是选择伴侣的可能性也就增多了。

  此外,随着网络这个虚拟空间的不断发展,人们择偶的范围正在急速扩张。搜索引擎将整个世界的信息汇总到寻常百姓家,坐在笔记本前就可以看到分秒都在不断更新的信息。因特网所带来的外界无穷无尽。它为人们打开了天堂之门,带来无限的选择机遇,但同时还有选择泛滥的恐怖。搜索引擎是“人们上网搜索的原因,工具和结果——一个不断自我循环的圈”(希伦坎普2009,126)。

  更上一层楼是这种循环搜索的核心。选择越多,随之而来的越大。也许下一次点击鼠标后就会找到理想的伴侣。于是:继续点击!总会有更好的,但是永远找不到最好的。“我不断能新结识一个年轻貌美而又风趣迷人的女人与她聊天。而且天天如此。今天又能期待怎样的艳遇呢?”沉溺于虚拟世界的极端浪漫主义者对此深信不疑。说出“我爱你”三个字就意味着“我为你删除电子邮箱里所有别人的邮件”(莫雷诺2010:85)。又是一句美好的爱情承诺,永远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人们又都在哪里找寻爱情?“首先是在工作中,第二是朋友圈子,之后就是通过网络——还排在俱乐部、舞厅、度假旅行前面。一项调查研究显示,30到50岁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一是通过网络认识并终成眷属的,而且这个比例在不断升高。”(同前书)

  爱情永远活在幻想中:以前是,现在也是。周所众知,爱情大多产生于精神世界。网恋的特别之处在于,爱情只存在于精神世界。网络改变了爱情的聚合形态:首先恋人可不再以真人形式出现,其次他们彼此不知道姓名。如此便可引发联翩遐想,最终满足对更上一层楼的希冀:爱情要永恒,但还有更好的。

  网恋的虚拟和匿名性增加了寻伴过程中的浪漫程度,消除了许多顾忌。“众所周知,网络交友表面上存在无限的可能性:婚介网站不再只推荐两三个对象,而是提供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的选择。网络上显示当前有多少人同时在线,可以立刻联络,每小时有多少对新人成功牵手,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有数千张照片被上传……网络让在城市夜生活里交友的人们摆脱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交友可以远离城市随时发生。城市中常见的时空交融也被扩展到乡村。打破日夜间隔的夜生活在不断丰富。人们可以认识更多的人,更换伴侣也愈加频繁……网络给所有人植入了无限可能的想法。即便不想通过网络交友的人对世界的了解也仅限于网络中。他知道网络交友的可能性,他了解到旁人在做什么,他充满幻想。”(希伦坎普2009:123页起)

  与日俱增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邂逅。伴随着异地恋,同时改变的是爱恋的期望值,是爱对于期望者的意义,是爱情的力量与局限,是爱的感性,是爱、性与亲密之间的关系,是爱情与日常生活、爱情与工作间的关系[ 上述都是研究的地。至今除了一些纪实报告(如:卡琳·弗莱迈耶/曼弗里德·奥琪贝戈,2000年;格奥戈·布鲁诺尔德等,1999年)以外还没有作品涉及这些方面。因此以下内容仅为作者的臆断,尚待实践来检验。

  选择异地恋的生活,就意味着相信亲密的关系和强烈的感情在长时间没有的情况下也能保持。这种通过电话或网络等媒介维系起来的爱情必须放弃爱情中很多感性的成分。他们的相处没有牵手,没有拥抱,没有亲吻,没有近距离的眼神接触,没有相拥一起进入性的快感。而不变的,是嗓音与言辞的触动,是讲述与倾听的交融,是两两相顾的悸动。在一起的两个恋人可以不说话,但是异地恋的两个人就只能靠话语和目光来维系。这可能会成就特别的姻缘,但也使爱情风雨飘摇。这种单维的感受方式就意味着:爱情命短易夭折。

  在西方文化中,直接的肢体接触和互相抚摸是爱情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故此异地恋很难长期坚持。异地恋“所依附的”是恋人的声音,是触及并回应对方心灵深处的倾诉;这种倾诉必须掌握亲密的艺术:跨越距离感知亲近。这种“艺术”是最高层面的。声音所带来的亲密依赖于恋人间的相互自述,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远距离恋爱有机会打破近距离恋爱中的沉默。如果双方都能拿出时间单独与对方交流,可以表达出一种特别的亲密。因为对话不会被其他感官转移,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语言本身和互相关注,这样双方都有机会真正考虑到“你”“我”这样的重要问题。

  但无论如何,异地恋总具有僧侣、修女以及修道院式的特征。它永远是抽象的,因为它滋生的方式是电邮,社交网络,短信和视频聊天。单纯的异地恋对于具有七情六欲的常人来说很难长久。普通人需要一片始终能直接体验爱欲与情感的绿洲——容不得任何缺憾。在两人不在一块的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仪式与形式来提醒自己对方的存在,同时重新定义爱情,为爱情保鲜乃至继续加码。异地恋也许听上去浪漫,但这种形式的浪漫,要靠着现实中的平淡、可靠还有长期的规划来维持。异地恋的人之间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约定,用以保持内心的联系(比如每晚视频聊天,每六个月见一次面)。当然这也有可能失败,就像埃里希·凯斯纳坚持的那样:“如果两个人之间每个月只有两天一晚在一起,这段感情就会慢慢消亡,如果这种状态在西方国家维持数年之久,双方最终一定分手。这与恋人的品行没多大关系,产生这个过程是必然的……恋人间当然会疏远。你不再知道对方有些什么烦恼,你不认识伴侣新结识的朋友,你也看不到对方的改变,更不知道为什么。信件往来是毫无意义的。你们偶尔见面,亲吻,携手一起去剧院,相互询问对方的新鲜事,一起度过一个夜晚然后又分开。四个星期之后同样的事情再重演一次。心灵在一起,身体却要数着日子算着时间结合在一起,这是不可能长久的。她在汉堡,我在柏林,因为距离,我们的爱情最终夭折。”

  难道我们不能客观地说异地恋可以茁壮成长?关于异地恋和本地恋的论证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爱情能够承受多远的距离?

  异地恋和本地恋一样有足够多的布道者。有人用异地恋来弥补在本地恋中经历的失望,也有人拿本地恋抚平在异地恋中遭受的创伤。

  有一点无可争辩的就是:异地恋也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在符合双方的个人需求和愿望时。有些人甚至说:近距离的恋爱才是天方夜谭。他们认为:异地恋的恋人对拉近彼此间距离的渴望不会被生活琐事所磨灭。距离太近会毁灭爱情,异地恋可以保持爱情的新鲜度:恋人之间不必时刻向对方表示永恒的爱意,减轻许多压力;同时也让不可能变成可能,调和了双方的矛盾,对不同距离的包容让双方在共同生活之外还有自己的生活。

  这些判断都有着一个不容置疑的核心:异地恋不仅仅割裂了爱和性,也离析了爱情和生活。异地恋就像是能却不用洗床单,吃饭却不需要洗碗,去爬山不需要流汗或腰酸腿疼。这样的话还能有什么遗憾呢?

  但是异地恋终归不是保持永恒幸福的良方,不会让人留在幸福的孤岛上,而周围大部分情侣都陷入生活常态化的泥沼。人们不能忽视异地恋中因缺乏日常生活而带来的危险。比如:双方在自我展示时展现的并非是真正的自我,而是自我美化后的形象。抑或:美化对方的形象,勾画出经不起现实考验的理想蓝图。所以,异地恋也意味着学会去爱。异地恋就好像是在节假状态下的两人的爱情,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种种乏味。不必纠结于家务琐事或者应付亲友拜访的慌乱中,自然少却许多烦恼。但正因为情侣相互间只有片断式的认识,且又多从对方的叙述中获得,于是距离掩盖了许多危机的源头,使异地恋不接地气,很容易被幻想所左右。

  “异地恋会使人蒙蔽双眼。人们把伴侣理想化了,因为对方的很多东西都看不到。或者贬低对方的价值,把自己的失望映射在对方身上:我心情不好,所以他也要心情不好,不然他就是不爱我。异地恋时往往会错过对方的发展变化。或者在对方看来,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

  直到有一天异地恋情侣伟大的梦想成真的时候,现实也就近了。当他们待在一起成为一对同城情侣后,分手的情况就开始一对对地显现。一些人发现了对方被距离掩盖、前所未知的另一面。此时异地恋又成为了梦幻:原先是“哦,你在我身边就好了……”转瞬间成了“哦,你还是在远方那多好……”

  现在连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一种超越国界甚至大洲的联系了。来自亚洲、东欧地区的母亲来到北美、西欧给当地人做佣人,经常还是非法的,受到欺凌,而报酬普遍很低。很多的母亲在从事一个全球性的所谓“保姆业”工作。她们作为“替身妈妈”(Ersatzmutter)在一个陌生的家庭里照顾孩子,给孩子喂奶、洗澡、哄孩子睡觉,跟他们一起玩耍;同时她们也成了自己亲生孩子的异乡妈妈(Fernmutter)。这些孩子们留守国内,得不到母爱,或多或少由姨妈或者奶奶来抚养长大,有的就干脆被放任自流了。我们所说的异地母爱指的是一种母亲进退两难的境地:出于对孩子的爱她们抛弃了孩子,在异国他乡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和上学筹钱。异地母爱同时也指的是被遗留下来的孩子们的处境:他们渴望家庭的亲密、温暖和安全,同时也思念自己的妈妈。

  这种异地母爱付出的代价往往在多年的分离结束之后妈妈重又回到孩子身边、以为她们可以重续舐犊之情的时候才显示出来。经过多年的疏离他们互相变得陌生,乃至导致冲突。

  比如在洛杉矶,那里住着很多从拉丁美洲国家移民过去的妇女,她们在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把孩子接了过去。当地的学校为帮助这些家庭还专门设立了咨询中心。在咨询顾问面前很多孩子给了他们的妈妈当头一棒:“我知道,你肯定不爱我,这就是你抛弃我的原因!”这些孩子讲述着,他们是怎样一直不断地希望,妈妈能够在去美国的边境上被拦截遣送回家。孩子们一直要求他们的妈妈最终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为抛弃了自己而道歉。

  另一方面,妈妈们则描述了自己是怎样在异国他乡受苦受难。恰恰是对孩子的爱才让她们坚持了下来、努力奋斗,为了报酬做牛做马,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有更美好的未来。现在她们要求为自己的牺牲与付出获得应有的尊重。她们坚信自己的抉择是正确的,分离也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她们这么做是为孩子的前程上了一份更安全的保险而已。

  孩子们却认为,比起衣食无忧但分离的状态,他们宁可饥肠辘辘也要跟自己的妈妈在一块。“我不想要你的钱。我只想要你陪在我身边。”他们告诉自己的母亲,有朝一日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绝对不会去抛下自己的孩子去抚养一个外国人。(娜查里奥,2007,245页起)

  这些咨询中心不是那些生活如意的人聚集的地方,而是那些无助的人投奔的归依。虽然也有家庭称他们能经受得起家人常年分离。一些慢慢长大的孩子也开始理解,他们的妈妈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为他们的未来所创造的机会。但同样也是这些孩子,确切的说是这些“小大人”说,他们自己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孩子。(帕伦纳斯,2003,51页)

  现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让自己的爱远隔千里?为什么他们能够忍受无尽循环的离别和告别后的孤独呢?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有时也有好处。另一方面这种生活方式通常也不是自愿选择的,而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如找到一份要求灵活跨地区的工作。埃里·鲁瑟尔·赫希尔德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描绘了工作岗位对年轻壮志的科学工作者的要求:只管跟着职位走,不要顾虑个人或者家庭的情况……一旦有一份更好的工作,哪怕只有一点小小的改善,就算横跨整个国家也要去。(赫希尔德, 1975,49页)

  此后工作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从经济领域渐渐扩散到许多其他领域。有些人讲,异地恋的人是爱情的游牧民族和单细胞体,他们的笔记本里总有两样东西:移动办公室和虚拟爱情。

  当工作和职场高于一切,连私人事务也失去了专属空间,那么异地恋就成为多余的爱。异地恋在某种意义上被打包在旅行箱里:四四方方、随手拈来的爱情,好像旅行卫生袋中的电动牙刷,随处在哪里都可以插电——即插即用,牙齿瞬间亮白。一心孤身创业的人与电动牙刷式的爱情很相配。

  现在的社会没有了孩子的位置。在异地恋中的“我们”只有一个公式:两个人对自己的爱加上作为兴趣的职业,不要孩子。“我们”不需要下一代,也就没有未来。这就是在激进的个性化社会中剩余的我们。

  那些为了寻求自由而放弃孩子的人,也很坚定的放弃了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然后他们就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抓住机会,工作要求的任何时间或地点都不在话下。在全球劳动市场中恋爱的基本模型就是异地恋。全球资本主义和异地恋实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

  由此,在超越民族和国界的资本和冲破传统家庭固定模式的异地恋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异地爱情与普通家庭模式的决裂不仅仅是一种挑衅,更确切地说,这种决裂符合全球化资本的要求。资本已经渗透到了性与爱的领域内,并把它转化为市场兼容模式。像尼克拉斯·卢曼的理论假设的一样,爱情与性、日常生活以及亲子关系的剥离不仅仅是“爱的沟通密码”(Kommunikationscode der Liebe)发生变化(卢曼,1982),而是一种爱情变异与触角遍及内外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力量之间的回应关系。异地恋是“灵活的人”(森内特,1998)的灵活的爱(Liebe des flexiblen Menschen),当劳动力市场对地域灵活性的要求成为人在生活中的身份和组织原则时,便化作一种生活和恋爱的形式。如果将来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中都要换五次工作,那对于一对两人都从业的情侣来说,就意味着要经历十次深层次的改变。如何的婚姻、家庭才能够经受这样的考验?答案就是:异地恋,不要孩子。

  世界家庭有两种存在的方式。一种方式的标志是地理上的距离:即恋人或家人分居两地、各处一国。另一种则是文化上的距离:家人共处一室,但有着迥异的文化背景(跨越民族和国界),各自有着不同的经验和期望,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爱情、婚姻和幸福生活的定义也天差地别。

  有人认为爱是普世的。在世界任何角落、无论过去还是今朝,人们都会相爱,所有语言中都有感伤爱情的歌曲。正是爱情的魔力和艺术能够排除重重阻力俘获他人的心,逾越任何财产、宗教、国籍、年龄和性别的分界线。

  这种看法看似诱人,却是错误的。自从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出夏娃以后,人类的繁衍就必须依靠;古希腊罗马的传说无不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各种叙事诗、戏剧、诗歌和小说讲述着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但是、爱情、婚嫁以及上述这些的日常形式并非全球统一。诚然,全世界语言中“爱”的写法与内涵有许多类同之处,爱是全人类共同的话题。但不能就由此得出结论(正如爱情普世论支持者那样),在同一情况下爱的表现形式和价值观都是一致的,是没有文化界限的。正如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些人把“包办婚姻”看作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在其他人眼中却是十足的“逼婚”,是家长私利的恣意实施,甚至是一种犯罪。这两种观点可谓水火不相容,由此可见各文化间对于“爱”、“性”、“婚姻”的观念差异有多么巨大。

  “爱”是一个“不确定性”概念(offene Textur)。所谓不确定性,即两个来自不同文化圈的人在一起,谈起“爱”时会各执一词,为何种举动才真正符合“爱”的要求而争得不可开交。我们不难预料到这对于世界家庭的影响:价值观的差异不断产生,双方不断要去寻求和解的途径。

  即便在西方世界,对爱的讨论中也不乏针锋相对的观点,比如对于同性或异性恋伴侣内部的关系、标准模式以及相爱与亲近的行为。同性或异性恋伴侣间的亲近与性行为受到固化的性别角色以及家长制统治形式的深刻影响,显然与人所期望的个人自由相悖。人们经常以为,同性恋伴侣间的不平等现象会比异性恋伴侣好些。的确有研究表明同性恋伴侣追求新的亲近关系,努力减少工作与生活形式中的等级观念(杜恩贝戈2011,库尔德克2007)。但也有些研究称,同性恋结伴更多只是为了扩展新的亲近形式,而不在于在伴侣间最大程度地实现平等。(康奈尔1995;摩根1996)

  同时,一些实践性研究的结果也与人们的预期有细微差距:即便在异性恋伴侣间,尽管传统的男权主义与性别角色依然直接影响着两人的生活方式,但男女双方都在相互尝试在两人间实现更多的平等。(康奈尔1995;海1997;加米逊1999;摩根1996)“情侣们凭借他们对世界的可塑性以及对自身的经验来制定规则。他们在对话中重新定义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的;这种个人行为不仅有着实际意义,还有着学、社会学和哲学的形态。自我个性持续的化与强化不仅仅是处理伴侣自身关系的产物,而是与身边世界打交道的结果。他们的公平法则虽只是建立在个人经验上,但有着普遍的线)

  把这些研究成果与异地恋和世界家庭联系在一起稍显突兀,但其实它们确有一个共性:在爱情游戏中,生活水准带来的社会差异没有消失,恰恰相反,性、爱与家庭成为各种对立面以及生活等级观的交汇点。爱情具有普遍性——更准确地说是对这种看法的期许——迷惑、、引诱着热恋中的人们,把世界的矛盾与对立走私到床边和恋人心里。错觉成为体验的前提。即使是不假思索接受社会性别角色的伴侣间也可能产生新的变化:跨越各种不平等障碍的两个恋人能够共同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亲近与的形式。这样才有可能在家庭内部容忍和协调不同世界间的冲突。

  《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一书的女作者埃娃·霍夫曼年少时随着父母从波兰来到美国。作者在书中通过自传式的经历,讲述了各种的翻译如何只传递了部分的原意,因为话语和文化经历、标准与内涵息息相关,而后几者均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了。其中一个场景中作者在车上开展了一场内心的对话:我到底要不要嫁给他呢?

  作者埃娃·霍夫曼写道:“我们俩——我和我的德克萨斯男友——开着一辆老旧的雪弗兰从休斯敦去奥斯汀拜访朋友。高速公路上没什么车,天气又热。”(霍夫曼1993:217)她用第一人称讲述道,在欣赏着德克萨斯的风景时,她才意识到已经忘却了家乡的景色。“目力所及之处,只有我们两个在飞驰,除此以外别无它物,身边的景色不断被甩在身后。”为了能够获得美国的自由,她必须学会忘却波兰孩童时代的气味和植物界。然而对遗忘的觉醒令人担忧。于是有了下面这段内心的争斗:

  我干吗要听你的?你没必要知道我的一切,只因为你懂得我的语言,只因为你似乎从我的内心深处来。(同前,217页)

  对于是否结婚这个问题,埃娃·霍夫曼的答案不止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波兰语的,一个美国的。在记忆中,她看到了孩童时代的波兰,在那里,结婚意味着一辈子的事,没有任何妥协。波兰语的答案是对永恒婚姻的警醒。但耳边同时还回荡着另一个声音,那个美国第二故乡的声音。它低声耳语道:这里是美国。结婚不一定是一生一世的事。一旦以后发现婚姻是个错误,还有改正的机会:离婚,从头再来。美国声音鼓励着:大胆些!说我愿意吧!

  这个例子中,世界的矛盾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是新旧家乡的矛盾,也是两个世界间不同观念的冲突。

  即使是性、爱和情欲也不完全遵循自然和荷尔蒙的法则;它们的各种表象形式很大程度上被文化规则所左右。规则差异越大,越有可能产生误解、尴尬和疑惑——或者直达。瓦茨拉维克等在一本社会心理学的书中就涉及到这样的例子(瓦茨拉维克等,1972):不难想象的是,美国男人和英国女人之间很容易能成功配对。不久以后,各种爱情故事就分别在美国男人和英国女人两个群体中传开,但故事情节往往出乎意料,远远突破端庄与正派的界限。对于故事的发展,总有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版本。许多美国男人凭着经验炫耀他们所俘获的女人们:英国女人真容易得手!于此同时,英国女人们则相互交流着:美国佬在性事上真的是急不可耐!他们总想马上得到你的全部!这到底是谁对谁太轻飘?太快太急促?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违背了正派的法则?

  瓦茨拉维克等人提出一种解释,其核心为性与爱的文化差异:两性间的接触——从相识到同床——遵循着一种不可见的、且当事人通常没有意识到的社会先决礼仪(sozial vordefiniertes Protokoll)。这种礼仪特别包含对两性接触的先后步骤及时间的规定。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美国的两性接触法则不同于英国的。虽然两个国家根据瓦茨拉维克的说法都为男女间接触细分了30个阶段等级,但是在美国亲吻一级比英国来的早(大概排在牵手之后,已经算第5级)。但这对英国女人来说显然是“恬不知耻”。在英国礼仪中,亲吻(更不用提舌吻)才排在第25级,远在手指轻触大腿内侧之后。

  当美国大兵按照头脑中的等级表在按照第五阶段身体接触法则(如抚触乳尖)进入舌吻步骤,英国女人便觉得上当了,因为按照她们内心的想法,舌吻之后马上就应该是了。于是被意外亲吻的英国女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立即中断这段浪漫故事(等于一场空),或者献出身体。所有的防卫措施连同窗帘一同落下,为最终的亮起了绿灯。(瓦茨拉维克等,1972:20)。

  婚姻应该建立在爱情之上么?两个不相爱的人结婚,是极为粗野不道德的吗?或者爱情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同伴,昙花一现般,来不及在上面建立家庭?我们要在婚姻中寻找幸福生活,还是理性些最好在别处找寻?爱情是最美好的感觉,还是一种迷幻感官、扰乱思维的危险?

  不同的时代、文化圈和民族对此都有完全不同的回答。从历史和当前的种种模式中,我们将择取四种加以分析。按照它们的开始和鼎盛阶段排,几乎可以将历史连贯起来。但是认为新的恋爱与生活模式一旦出现,旧模式就会完全消失,则是大错特错。旧模式还将继续发挥影响,程度可大可小,表象明里暗里。这点在中欧/西方世界以东的地区格外突出。21世纪之初,不是一种模式独树一帜,而是不同的模式并存且相互竞争,其间还衍生出许多混合模式。

  当今人们毫无悬念的“家庭”概念还欧洲近代史中还曾涵盖近亲远亲、女仆和农奴。个人的愿望屈从于集体的需求。尽管在婚前或婚外也会有、甚至性行为,但结婚时最重要的不是感情、爱恋与感觉,而更多的是符合财产和地位规则的联姻。

  换句话说:人们通过婚姻或多或少积累财富,完成工作,生育子女并抚养。他们从未希望获得“个人幸福”,也不知道去寻找幸福。祸福与否都逆来顺受——反正一切已上天注定。但这绝不意味当初的人们不幸福。得出这样结论的人,是拿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尺子去衡量近代的生活与恋爱状况。

  按照那个时代的道德观,性不是情欲的源头,而是用于传宗接代、延续朝代和家庭的香火的。性欲(更不用提性艺术)被神学家批判为病态和罪恶。那些能够接触到悔罪的信众们藏在内心最深处的种种爱与情仇的僧侣们带头发出了黑色色戒令:对自己的妻子燃起过于热烈的爱是一种罪过。过火的爱是没有节制的爱,这种只有婚外情人们才会有。“一个理性的男人应该冷静地爱他的妻子,而不应展露。他应该节制自己的,不受婚外的任何”(耶罗尼米斯,据弗兰德林1984,155)就连智者蒙田也在其散文《论自制》中写道:“婚姻是一种虔诚、神圣的结合”,不应当有情欲的位置,除非是一种“审慎、严肃并带有几分严厉的享受”,是一种“一定程度上聪慧、有良知的淫欲”。(蒙田1908/1580,49)

  即便婚后两人没有夫妻感情,反而日益憎恶,这段婚姻却还是被牢牢地铸在一起,直到死亡。离婚基本是不可能的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有时又会出于共同对子女、家务以及度过疾病和危机的忧虑和希望,而产生一种爱和亲密。这点可以得到许多印证,当时夫妻双方会用行为和话语表明相互之间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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